2020配资炒股 无论历经战争硝烟，还是遭受文革劫难，矢志不渝跟党走——走进两个革命家庭 ，感悟一代南下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
发布日期：2025-02-18 21:12 点击次数：59
李沂平/文2020配资炒股
南下入川干部史料征集组到重庆，我接受了他们的采访并应约写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父亲生前很少谈起自己的往事，也没留下什么照片和资料。在收集整理素材时我才发现，真像碰到美丽春天自己却只能看到一片空白，只好凭媒体的一些报道以及自己与父亲共同生活的过往，从回忆的碎片中整理出一些片段。但在写作过程中，我深深受到了父辈们追求初心使命、个人是细节、历史才是故事的生命感动，成为了我传承红色血脉、赓续沂蒙精神的新课堂。
李恒随二野南下解放重庆后的留影
我的父亲李恒，1924年3月23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芝麻墩镇李家石河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年仅4岁时爷爷因病去世，离开了奶奶庄庆瑞和两个孩子。奶奶含辛茹苦将兄弟俩拉扯大，节衣缩食又让他们读书。父亲读过几年私塾，后转入李家石河村小，未毕业就离开家乡参加了革命。父亲曾笑着对我说：“每逢填表，在文化程度一栏我就是填高小肄业，没你们文化高。”
展开剩余93%沂蒙山地区是革命老区，父亲从小就受到革命的影响。他说，村里一位叫李明嵩（烈士）的老共产党员，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1939年9月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被日寇占领的临沂地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他离开家庭参加革命时心情也很矛盾，父亲早亡，自己一走，家庭的重担就全靠母亲和哥哥了，但最后还是离开了家。临走时他不敢给他们说，仅留下一张纸条：“我走了，暂时不会回来。”
父亲的家是一个革命的家庭，全家人都参加了革命。奶奶庄庆瑞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临沂妇救会会长。淮海战役期间，她一双裹过的小脚，带领家乡妇女推着小车参加战役支前。父亲的哥哥李肃在弟弟走后也参加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任临沂八路军武工队民运组长、中共临沂县委委员兼册山区委书记。解放后，历任临沂地区苍山县委副书记、县长，临沂专员公署副专员兼临沂地区水利指挥部指挥、政委、党组书记。李肃因参加“治淮”和临沂水利建设工作取得突出成绩，1959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曾专门对临沂水利建设进行了报道，李肃受到毛主席和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李恒的母亲老党员庄庆瑞，
解放后李恒与哥哥李肃在南京见面的合影
父亲参加革命入党后，历任村党支委、临沂县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滨南地委青联主任，赣榆县各救会副会长，后转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机关和直属部队。他参加了淮海战役，名字被刻在济南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老战士广场纪念碑上并获证书。1949年，李恒以华东支前司令部政工队长的职务抽调到二野西南服务团南下解放重庆。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滚滚洪流中，他们接管、组织新解放区政权，呕心沥血开辟新区建设。他曾给我提起南温泉那场战斗打得很惨烈。1949年11月30日重庆宣告解放，当日，父亲乘吉普车从海棠溪渡江到达储奇门。重庆翻开新的一页。
重庆解放后，父亲参加市军管会工作，之后历任重庆市劳动局副局长，重庆市设计院党组书记、副院长，重庆市建工局副局长，重庆市城建局党组书记、副局长，中共四川省重庆市第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市委基建政治工作部副部长，重庆市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四川省重庆市第八届政协常委，享受四川省重庆市副市级待遇，1985年离职修养。2011年经中央组织部批准，享受副省（部）长级医疗待遇。
我的母亲也是一名共产党员。父亲在市劳动局工作期间，与当时在局里工作的母亲冯克诤相识组成家庭，之后母亲调市计划委员会工作。父亲又把奶奶从山东老家接到了重庆和我们一起生活。
在曾经和父亲共同生活的那些日子里，有几件事始终难以忘却，至今仍像在与父亲隔空对话，构筑起传承红色血脉的共情空间。
文革受尽迫害。1966年“文革”爆发，重庆的大中学校都开始了停课“闹革命”，一些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大字报贴满各个校园，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老师。为协助学校领导运动，稳定局势，根据中央部署，市委决定成立工作组派驻各学校，父亲被抽调到市委驻四川美术学院工作组任组长。工作组在领导运动中，同学校党委密切配合，在工作中中取得了成绩，稳定了大局，得到了广大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支持。
后来，根据中央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四川美院的工作组也随之撤销。学校造反派说工作组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肃清流毒，就将父亲关押起来，并在学校进行轮番批斗。我曾悄悄进入学校想去看看父亲，却不知关押在哪里，不料看到的情况让自己完全懵了。只见满校园的大字报、大标语，遍布打着红叉的李恒的名字，宣传橱窗里都是父亲和校领导被红卫兵押着进行批斗的照片。当我看到被押着的父亲戴着高帽子、脖子上挂着画着红叉名字的沉重黑板。我愤怒惊悚又心乱如麻，赶紧离开了学校。
文革期间父亲受到冲击，还被机关造反派定性为“叛徒”关进“牛棚”，成立专案组审查长达数年至文革后期。父亲曾给我说，抗战时期，一段自己并未太在意的往事却成了自己的“重大历史问题”。他说，1940年党组织派他回家乡发展党的外围组织，任务完成后在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返回组织驻地。路途中，他经过临沭县夏庄一处伪军炮楼被拦下盘查身份，父亲称自己是自行车行的学徒，伪军要李家石河村的人来保才能放人，就将父亲绑在炮楼外的一棵树上。
第二天，党组织派马思孔和村里辈分高的李学俭、李学良（均为中共党员）等人去保释了父亲。机关造反派对父亲立案调查，由于当时的主保人马思孔已经去世，没有找到其余保人，即定为“叛徒”。这事也影响到了我们子女。当时我在重庆一中读书，1969年下乡到巫山县铜鼓龙湾生产队落户，同去的9位知青都先后陆续招工回城，仅留下多次政审不合格的自己。直到文革后期对老干部实行“三结合”，局势稍有宽松后才招工到了重庆无线电三厂，但也因此事不能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就读大学。这个专案，直到最后找到了李学俭和李学良以及另外同去的几位保人证实了此事，才宣布此案了结，父亲“解放”。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我也如愿考上了大学。
文革中的这两件事在我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我曾问过父亲，为什么您在四川美术学院遭受如此迫害，后来又被作为“叛徒”审查，这样的蒙冤惨遇，我们都忿忿不平，在您和奶奶面前抱怨发泄，你们虽然难解心中憋屈，但总是近乎一致的话语告诫我们：“要相信毛主席、相信党、相信组织”，从未听到你们的一句怨言。父亲的一句话至今仍深刻触动着我的“三观”，“能长期忍辱负重，也是对一个党员党性和对党忠诚的真正考验！”
心系国家建设。重庆母城由长江、嘉陵江两江环抱，因无桥的制约，城市通勤、客运货运全靠轮渡，交通极为不便。国民政府时期曾多次计划建桥均因各种原因搁浅。新中国成立后，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提出，成渝铁路通车后，在江津修建小南海铁路桥，把成渝川黔两条铁路连接起来。小南海铁路桥由铁道部大桥局承建，于1955年10月开工，历时4年多，在1959年12月建成通车，重庆终于结束了无桥梁的历史。在上世纪50年代，重庆已发展成为西南地区的工业重镇，主城区无一座连通两江的桥梁，已严重制约重庆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当时市里提出修建嘉陵江大桥，选址在江北长安厂、三钢等企业附近的相国寺和江南的牛角沱。市里决定请求当时正在建设小南海大桥擅长钢梁大桥设计建设的铁道部大桥局给予支持帮助。
同时成立了牛角沱大桥工程处，由副市长岳林兼任主任，由时任市城建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的父亲和铁道部大桥局一位处长任副主任，父亲兼任大桥建设指挥部指挥长。由铁道部大桥局设计、第一座重庆自己建造的嘉陵江大桥1958年12月正式开工。当时，重庆没有自己的桥梁专业建设队伍、无建桥经验、仅有几名勘探测量、材料等方面珍稀的技术人员，除两台东方红推土机外也没有其它设备，基本都靠人工。工地运输全靠手推车，建设桥梁需要的5000吨钢材全由重钢自行生产，但钢梁的制作却远在山海关桥梁厂，钢材加工好后，又经渤海、东海再入长江运回重庆。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重庆自己建这座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适逢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缺少建设资金，开工还不到一年的大桥建设在1959年3月被迫停工。1963年7月，重庆市又向国家计委说明嘉陵江大桥建设的紧迫性，在中央的支持下，大桥建设于1964年初再次复工，历经开工、停工、又复工的周折。
我清楚地记得在1965年底的一天，大约凌晨3点多钟，被一阵长时间按响的门铃惊醒，迷糊中听到父亲去开了门，寂静的夜色下对话异常清晰。来人通知父亲立即去市委办公厅参加紧急会议，车已在下面等着。后来才知道，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和有关领导来重庆视察，小平同志对嘉陵江大桥的建设情况非常关心，要去工地现场看看，并提出要从尚未竣工的大桥走过去。父亲他们立即连夜组织人力，在两岸已合拢的钢梁上铺上木板，自己又来回多次走过，确认安全无误才放下心来。父亲说，邓小平副总理在市领导的陪同下，从牛角沱踩着铺着木板的钢梁走到了江北华新街。邓小平对重庆第一次自行建造大桥的施工质量非常满意，还握着父亲的手说：“你们辛苦了！”
邓小平亲临视察未竣工的嘉陵江大桥，给大桥建设者和父亲带来极大的鼓舞。在整个大桥的建设中，技术人员和工人都是边干边学，不断积累经验。地处大桥建设工地附近的重庆制药六厂，主动向大桥工程处提供了一个车间，用作大桥建设的材料总库和设备维修及现场办公。建桥工人和技术人员没日没夜的干，涌现出许多感人的事迹和工作中的创新。父亲曾对我说，当时克服资金、技术、设备等各种困难，大家都为建设大桥作奉献，“真是体现了人民大桥人民建”。
经过多种曲折历时七年多，嘉陵江大桥终于在1966年1月20日正式建成通车。大量市民欢天喜地前往参观庆贺，时任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为大桥竣工剪彩并题写桥名。由此，重庆终于结束了城区无大桥的历史，并为后来的自主桥梁建设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专业桥梁建设队伍和技术人员，为逐步具备高水平的建桥施工技能奠定了基础。
时任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为大桥通车剪彩
在结束“文革”十年浩劫后，为加快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社会发展，重庆于1977年初又向中央提出了建设第一座长江大桥的申请。父亲过去在滨海军区工作时，谷牧曾任军区政委。为此事，父亲去北京找他的老领导、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建委主任谷牧汇报。当时工作人员叫他等候通知。他就给谷牧副总理写了一封信，请当时的国家建委副主任韩光转交。后来谷牧副总理看到信后要见他，不巧的是父亲等候多日后已离开北京。重庆长江大桥选址在当时北岸的市中区（现渝中区）石板坡与南岸区南坪相连接。这是一座特大型公路桥，桥型为T型钢构结构，主桥墩跨度为174米，为当时亚洲同类桥型之最。这是重庆人民多年期盼的心愿，国务院批准了这一重大建设项目，全市人民欢欣鼓舞。
市里决定，大桥委托上海市政设计院设计，由重庆桥梁工程公司自主施工，任命时任市建委副主任的父亲任大桥建设总指挥长，副指挥长朱文典，建工局副局长廖伯康为副指挥长兼施工指挥长。后来又任命指挥部主任工程师詹述权为副指挥长兼技术指挥长。当时尽管重庆已具有了嘉陵江钢梁大桥建设的施工技术与经验，但对于这种特大型的“预应力钢筋混凝土薄型桥面”的技术与施工及经验几乎是空白。
由于“文革”刚结束，国家和地方的财政都比较困难，大桥的建设资金是由中央支持一部分，地方自筹一部分。为更好汇聚各方建设力量，最大限度用好有限资金，市里向全市发出了“人民大桥人民建，人人为大桥做贡献”的号召，同时提出了“集中优势，组织会战，质量第一，三年建成”的要求。
大桥指挥部和大桥建设者们继续按照修建嘉陵江钢梁大桥的做法，在干中学、边学边干，在学中创新，在实际工作中积累经验。我听父亲说，当时铁道部大桥工程局正在武汉建设汉江二桥，指挥部即向原重庆市的老领导、时任武汉市副市长的邓恳求援，请求帮助联系前往学习。在邓恳的大力支持协调下，廖伯康带领五十多位不同专业的技术人员前往学习、现场观摩施工。后来又去正在建设的九江铁路公路两用长江大桥学习考察。通过这次学习和交流讨论，大家对两座大桥的施工方案、施工工艺、施工机具、操作程序、现场管理等诸多问题心中有了底，取得了很大的收获。
重庆的T型钢构水泥大桥建设需要大量鹅卵石，在建设现场珊瑚坝可以就地取材，但搬运、破碎仍然需要较高的人工成本。全市人民踊跃响应市里“人民大桥人民建”的号召，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中小学生都络绎不绝来到施工现场参加搬运鹅卵石的义务劳动，就连幼儿园的老师也带着小朋友们来捡鹅卵石。我还记得，当时老师也带领我们去大桥工地参加捡鹅卵石的义务劳动，听叔叔们给我们介绍大桥的建设情况，施工现场一片热火朝天，场面十分感人。重庆人民广泛参与大桥建设的义务劳动，既为大桥建设节省了资金，也推进了大桥建设的进度。
石板坡长江大桥除引桥墩外有六个主桥墩，尤其是主跨为174米的桥墩在枯水期是立于珊瑚坝上，涨水期则淹没在江水中。因此，枯水期是桥墩基础施工最紧张的黄金阶段。每年5月重庆开始进入雨季，江水逐渐上涨，珊瑚坝露出水面的面积会逐日缩小直至全部淹没。在涨水来临之前完成主桥墩的基础施工成为关键的“背水一战”，否则将前功尽弃。父亲说，若对未完成桥墩基础采取技术措施封存等来年枯水期再施工，虽然保险但会延误大桥完工的工期。父亲还说，国内建桥当时也无这种先例，经反复调查研究，最后决定采取和洪水“赛跑”的施工方案。那段时间父亲很少回家，亲自和上游泸州等地的水文、气象、港务部门以及有关专家保持随时联系，并派人在上游河岸观察水情和雨水情况，还亲自向一些老船工、老水手请教相关问题，确保掌握水情发展的准确变化及时通报施工现场。
在主桥墩封底灌注时，请求部队和企业支援了千余名青壮劳力，借来部队通信器材进行施工联络，调集施工需要的各类船舶40多艘，长江施工段封航48小时。全体建设者同心协力，努力奋战，面对缓缓上涨的江水，经过连续38小时的紧张灌注，终于抢在洪水到来之前胜利完成了桥墩的浮运沉井封底工程，全场欢声雷动！前来参加大桥建设技术支援的铁道部大桥局苏总工程师也感叹的对父亲说，他参加过国内很多大桥建设，但像这种情况还未遇到过，这么重大的难题取得成功真不容易！
重庆的两江四岸守护着记忆和未来。重庆主城的第一座长江大桥建设，从1977年11月26日破土动工,1981年1月正式建成通车，三年多的建设与奋斗，凝聚着大桥建设者和重庆人民的心血与付出。大桥建设获国家优质工程银奖、中国工程建设鲁班奖。2005年，重庆被茅以升桥梁委员会年会正式认定为中国“桥都”。
重庆人民庆祝第一座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踔厉奋发奉献。我的父亲虽是工农干部，但很爱学习，擅于接受新生事物，思想比较解放。父亲在市设计院主持工作时压力大，自己过去从来不懂设计业务，他就边干边学，晚上若不加班或开会，总要约一些工程师、技术人员来家里聊天，内容就是向他们请教设计业务问题，很快进入情况熟悉了工作，被院里的同志称为“不说外行话的领导”。
记得父亲文革获“解放”回到市建委工作后，有次从北京开会回来说，城市的规划管理工作很重要，做得好，可以使城市建设布局更加科学合理，可以提高城市整体发展水平，改善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和生活品质，这也是现代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他说，重庆这项工作还是由建委在管，没有专门的部门是管不好的。他准备向市领导提出建议，向北京市学习，成立专门的规划管理部门和规划设计院。后来市里采纳了建议，组建成立了市规划局和规划设计院。之后，又成立了市规划领导小组，市委书记任组长，他曾任副组长。
重庆长江大桥南北桥头矗立着《春夏秋冬》四座雕塑。它巧妙地将人体艺术融入户外城市公共空间，成为国内首创，不仅是重庆的地标之一，也是重庆向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象征。但塑像的诞生却历经周折。雕塑的最初创作原版均为裸体，分别是春姑娘和劳动妇女秋，夏小伙和健壮的中年男子冬，这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方案在市人大会上未获通过，四川省有关部门也以红头文件形式发文认定不妥。
当时作为雕塑主创人员的叶毓山、伍明万非常着急。由于父亲曾任美院工作组长，他们比较熟悉，现在又是市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大桥建设指挥长，就多次来家里找父亲，希望促成此事。听父亲说，当时任西南铝加工厂厂长的蒋明宽也曾亲口向他表态，若建造雕塑，西铝愿无偿提供铝合金材料为市里做贡献。父亲曾去过西欧等国家考察，他说，那些国家的公共空间伫立的人体雕塑司空见惯，但中国毕竟刚刚实行改革开放，创作者期望通过人体的美并超越人体赞美中国劳动人民，但达到这样的认识境界毕竟还需要一个过程。
父亲向市委主要领导汇报此事后，当时由于事关重大，也未明确表态。一次偶然的机会，时任四川省委书记要来重庆视察尚未竣工的大桥建设情况，市委书记丁长河和父亲陪同汇报。父亲抓住这一机会，将塑造桥头人体雕塑的事向省委书记做了汇报。他听后微微一笑说，这是好事呀，有的同志还不能接受裸体，那就处理一下嘛，披上一层纱不就解决了吗。就这样，1984年9月26日，春夏秋冬四座人体雕塑历经周折后，使用西南铝加工厂赞助的铜色铝合金材料完成施工耸立在大桥的南北桥头。1987年，春夏秋冬被评为全国优秀城市雕塑作品。
大桥雕塑落成后，父母亲、孙女与原市建委副主任陈登崑（右1）合影
长江大桥雕塑完成后，父亲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构想，仿效原苏联斯大林格勒耸立的二战巨型纪念雕塑，从城区和伏尔加河各个角度都能看到的场景，将红岩革命纪念馆和烈士墓原有弯曲坡道加宽拉直，更显雄伟气势，坡顶平台塑上与红岩革命纪念馆和烈士墓厚重红色底蕴相适应的群雕，进入纪念馆区域，从下面远远就能看到，参观人员拾阶而上，这样的场景氛围，更能增添参观者对老一辈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缅怀与敬重。记得是1983年一个周末的星期天，父亲请来著名漫画家华君武、时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版画家李少言和叶毓山，请他们去考察现场。他们又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创意，一致赞同并表态共同推进实施这一红色标志性建设。当时我也跟随父亲一块去听到了他们的交流。多年后，两个纪念地的改扩建和雕塑的建造逐一实现，升级了重庆红色纪念地的庄严大气之美。
左一叶毓山 左三华君武 左四李恒 左五李少言
父亲就是这样，无论历经战争硝烟，还是遭受文革劫难，始终矢志不渝跟党走，在踔厉奋发的工作中坚守着平凡和奉献，深受本单位本系统及社会各界的赞誉。
我的妻子何颖在采访现场，她谈起她父亲和母亲的革命经历，同样令人深受鼓舞和激励，让人感慨万分。
何颖的父亲何延坤，生于1926年5月22日，安徽怀远人，中共党员。1949年6月她父亲在南京参军，随二野西南服务团入川，之后，编入二野第二高级步校俄文大队担任工作人员。进驻重庆后，第二高级步校俄文大队改名为西南革大俄文大队。后来，西南革大俄文大队全体同志集体转业，成立了西南俄文专科学校。1959年，西南俄文专科学校正式改名为四川外语学院。
左：何延坤，右：父母和姐姐哥哥合影
父亲何延坤从部队转业后，作为四川外语学院的元老之一，忠诚于高校教育事业，潜心耕耘，兢兢业业。他一直在四川外语学院教务处工作，任教务处副处长，一直到1986年6月离休，为川外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绵薄之力。
何颖的父亲非常熟悉教务处的各项工作，从各系的教学、教材安排与排课、师资配备到教学场地安排，从各专业的教学要求、教学评价到新生的招录、毕业生所修学分和毕业资格的认定等业务工作都非常娴熟。他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真是工作上的“老黄牛”。何颖说，父亲被同事们尊称为川外的“活档案”。过去没有电脑，当时77级、78级以前应届毕业生的毕业证都是他亲自书写，到省里录取新生也是他亲自带人前往，一蹲就是一两周，没有怨言、不辞劳苦。在她父亲参加的学校会议上，只要涉及到某个学生，不需要查阅档案，他随口就能说出会议需要了解的情况。
上世纪80年代，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来重庆视察，提出要见见自己过去在俄文大队的老部下，父亲有幸参加，见到了自己过去的老首长。何颖的父亲还胸佩奖章和老首长合影留念。父亲回来后非常高兴，将那张放大的彩色照片装在镜框里放在书桌上。后来父亲收藏起来，由于搬过家，现在我们怎么也找不到了，真遗憾！
何颖的母亲王杰，1925年9月8日生，祖籍吉林，在黑龙江哈尔滨长大，中共党员。1948年参加革命，曾在安徽怀远参加土改工作，后调入武汉师范学院、重庆西南俄文专科学校工作。西南俄专改名为四川外语学院后，母亲一直在学院图书馆工作，后来又调到日语系从事书籍分类工作，直到1985年9月离休。何颖说，和父亲一样，母亲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
文革期间她的父母亲也受到了冲击，说他们是剥削阶级家庭出生，被关进了“牛棚”。在那个极左的年代，造反派要她母亲改名，说不能和英雄王杰同名，母亲只得被迫改为王耘，文革结束后母亲才恢复了原名。
何颖说，可能是出于从事教育工作的职业习惯，印象中的父母对子女从小的教育一直都很严格，特别重视他们的学习成绩，特别注重以中华传统美德培养子女。何颖说，从小母亲还要她学练毛笔字，专门在川外给她找了老师学习书法。从小培养家庭礼仪教育，甚至连他们吃饭拿筷子的姿势不对都要管，非常注重对他们各方面的教育培养。何颖说，这大概是父母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在家庭教育中的体现吧。
李恒（左2）、冯克诤（左1）、何延坤（右2）王杰（右1）合影
看到这四位老人的照片，我们夫妻为有这样革命的父母感到无比光荣和幸福，同时升华为一种使命和责任，写下他们的故事，宣扬他们的精神，世代传承下去。
作者简介
李沂平，1953年8月生，籍贯山东临沂。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系毕业。中共党员。重庆海关学会原副会长。重庆市生产力发展中心特聘专家，重庆市工商联特聘重庆市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专业人员，重庆市国际物流口岸服务协会特邀专家、专家组组长，重庆市商务委员会对外贸易培训中心特聘专家，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客座教授。作为主研人员参与研究的课题《科技兴渝的内涵与对策研究》，获1990年度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作为主研人员参与的课题《基于涉外通关产学合作人才培养的创新与实践》，获重庆市人民政府2017年教学成果三等奖，主持研究的重庆市铜梁区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课题《渝西优势工业经济产业链延伸互惠板块化发展研究》，获铜梁区社科联2020年度优秀成果奖。
来源：综合《南下四川》公众号 、《南下入川干部史料研究会》信息2020配资炒股
发布于：四川省